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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各高校恢复上课，这场运动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这样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那么，这场运动的具体进程或许就会改变，意义也可能会打折扣。因为仅就4日的行动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学生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没有达到目的的学生运动。
4日学生行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外争主权”，二是“内惩国贼”，7日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但运动的这两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尽管北京学联从7日开始就在酝酿新的行动，京外各地的声讨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为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作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运动暂时停歇下来，对整个运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恰恰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蔡元培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举动——5月9日辞职并悄然离京出走，瞬间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重新点燃了北大学生的激情。”
于是，北京的这场运动非但没有在7日告一段落，反而从9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迅速扩及全国，不断掀起高潮，直至获得胜利。这个局面对于蔡元培本人来说，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历史就这样注定了他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蔡元培的辞职是向大总统和教育部提出的，原因如其辞呈所言：“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他作为校长“约束无方”，故“竭诚呈请辞职”。北大毕竟是北洋政府辖下的学校，蔡元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校之长对4日行动负有的责任，因而是脱不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