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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达成共识要“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指导思想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指导思想借用了杜威“儿童中心说”的教育理论，化用了杜威的“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观念和习惯学说”。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导思想下的“新学制”颁布，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采用美国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基础教育新旧交替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的教材选编上也打破了之前陈腐、学究气、脱离实际、一成不变的局面，更多地从儿童的天性和爱好出发，关注现实，并讲求实用性。而杜威的“活动课程论”影响了中国1920年代开始的课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与之配合则要求开设大量选修课。
教育学在中国大学中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发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创立与一年前到访中国的杜威实有密切的联系,北高师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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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的,被来华讲学的杜威选为授课教材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威对中国教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直接指导及授课的学生包括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幼教事业开创者陈鹤琴、北大校长蒋梦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这些人把对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应用于实际，他们的教育版图从幼儿教育贯穿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