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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荡中，纷纷扰扰的社会主义学说看来还是很引人关注的。王揖唐和安福部谈论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当时也算是“赶时髦”，也可称为“蹭热度”。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京城舆论界的热议。
于是，胡适有感而发，于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此文。文章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嘲笑王揖唐们“假充时髦”的行为。不但如此，胡适还认为，这给了“新舆论家”一个教训。
胡适指出：“主义”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个名词”谈“主义”，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都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就成了“‘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所以，他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因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这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主义”，没什么用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由此可见，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主义”了。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 我并不曾轻视。”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