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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或许，胡适清楚，在国民党的那个专制政权下，陈布雷就是想帮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过，胡适对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于此人。只是，最终的结果，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罗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
所谓无心栽柳柳成荫，胡适送蒋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真的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在蒋氏的那一面，对胡适是相当的器重了。因此，有说，这便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