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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不过诸葛瑾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受中央直接挟制的地方都护府，很难有足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去偏远之地开拓”。
说人话，就是在集权制度下，朝廷要担心放出去的地方官府，尤其是千里之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会不会成为割据的诸侯、军阀，本身尾大不掉变成祸患。
但是这个问题，在曹彰流窜西域的情况下，对刘备而言就不存在了，因为曹彰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篡逆势力，其自主性相当高。
这也是为什么，原本历史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在对付各自周边的蛮夷异族时，表现都非常好——后世网上还有很多人，拿三国时三方对异族都很武德充沛，把鲜卑乌桓南蛮山越摁在地上揍，来证明“大汉武德充沛，远超唐宋”。
但事实上，真要凭良心深究，就能发现，原本历史上三国时三方对异族的武德充沛程度，不仅超过唐宋，甚至都可能超过两汉大统一时期本身——两汉时对北方草原游牧的武德，在最充沛的阶段，还是比较充沛的，但是在对西南夷和山越方面的武德，应该是不如三国时的。
所以，这个问题仅仅用“汉朝时民间武德比隋唐更充沛”或者“汉朝时汉人与胡人之间的军工技术代差比后世更大”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这些解释，只能解释汉朝对外武德为什么比隋唐充沛，但绝对解释不了“为什么三国时对外武德也比两汉大统一时更充沛”。
而诸葛瑾对这个问题，显然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哪怕他穿越前学的历史知识不够深刻充沛，经过他这些年身居高位的仔细观察、深入总结，以及和二弟诸葛亮的学术切磋，他的理解已经远超后世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
诸葛瑾认为，关键就在于三国时更为“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对军队的掣肘更少。因为政权分为了三个，决策中心近在成都的朝廷，对南蛮的军事打击响应速度、灵活性，当然比朝廷在雒阳时要快得多。
同理，朝廷在建邺的那个政权，对山越的打击响应速度、灵活性，也会比之前全国一盘棋时快得多。
因为朝廷在雒阳的时候，皇帝还要担心蜀地、吴地的军事将领、地方州牧本身是否会尾大不掉，防自己人用的心思和精力，一点都不比防异族的精力少。